第28節:漠河金礦



漠河金礦


開平只開發了煤,而放棄了鐵,這是李鴻章統籌全局、抓大放小的戰略決策。但煤和鐵是相輔相成之物,李鴻章對金屬礦的開發熱情並沒有減少。從1881年到1891年,李鴻章奏請並被允准開辦的金屬礦有:熱河平泉銅礦、山東登州鉛礦、山東平度金礦、黑龍江漠河金礦、山東淄川鉛礦、熱河承德鉛礦、吉林樺川縣三姓金礦、熱河建平金礦。只是這些金屬礦有的開發方法不對頭,沒產出大量的金屬,有的經營方法不對頭,籌集不到資金和股份,所以只好關門。其中辦得較為成功,也最有影響的莫過于漠河金礦。


說到漠河金礦,最先提議開辦的並非李鴻章,而是黑龍江將軍恭鏜。所謂黑龍江將軍,是清朝設在東北邊疆的一種行政建制,將軍並不只管理軍隊,而是統管當地的行政、軍政大權,與督撫職能大致相當。19世紀80年代,俄國人偷偷越過國境線,跑到中國漠河一帶挖金子,被黑龍江將軍恭鏜派兵驅逐。恭鏜上奏清帝:漠河所蘊黃金,與其由外國人偷挖,不如我們自己光明正大地挖;與其任民間私挖,不如由國家出面開設金礦,有組織地挖。如此,于國于民都有利。此時,清駐俄公使劉瑞芬得到情報,被趕回去的沙俄不甘心就此罷手,他們已大規模組織官紳集股,必欲奪得漠河金礦而後已。清廷從鞏固防邊、充實國庫的角度出發,命熱衷于開發礦業、又有開辦開平煤礦和輪船招商局等企業經驗的李鴻章全權負責籌辦此事。李鴻章則派道員李金鏞負責此事。


李金鏞是江蘇無錫人,年輕時經過商、參加淮軍打過仗,後曾在琿春屯墾,又曾在璦琿與沙俄打過交道,對黑龍江和沙俄的情況都比較熟悉。李金鏞受到委派後,立即前往黑龍江漠河實地勘查,將樣品送到外國化驗。化驗的結果是:1千分中盡得金871分,銀71分,鉛、硫磺、鐵54分,其成分與美國舊金山之金相當。李金鏞隨即向李鴻章呈交了開辦漠河金礦章程,包括招集股本、延請礦師、購置機器、開通道路、開支利潤等十六條。


李鴻章拿著此章程與黑龍江將軍恭鏜進行了反複磋商。有了開平煤礦的辦礦經驗,李鴻章明白,初辦之時,商人都不敢輕易投資冒險,何況是黑龍江這樣偏遠的地方。于是他自己先代籌商款十萬兩,恭鏜撥庫銀三萬兩,作為金礦最初的籌辦資金。同時在上海、天津、吉林設立分局招商集股,預計集資二十萬兩,分為兩千股。由李金鏞全權負責金礦事宜。


漠河金礦在李鴻章的關愛下迅速發展,礦工人數兩年之內由五百多名增加到兩千多名,產金量在第一年就達到一萬八千余兩。此時洋務興辦在國內已初具規模,礦中所用機器,不用從國外購買,均由吉林機器局制造,節省了不少資金。吉林機器局還為漠河金礦制造了兩艘小輪船,以便于水上運輸。


1890年10月,李金鏞病逝。總辦由袁大化接任後,立即著手趕制機器、擴充生產、整頓內務、擴大招商,一年之內,各方面都頗見起色,不久就有能力歸還了黑龍江官款三萬兩和李鴻章代墊的十萬兩。1893年春,袁大化在觀音山籌建了一個頗具規模的分廠,金礦的產量大幅度提高,利潤滾滾而來。新任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見漠河金礦肥得流油,自己身為這一地區的最高長官卻沾不著什麼利益,大為不滿,指稱觀音山礦的開采影響珠河等處牧場放牧,欲關掉此礦。袁大化向李鴻章求援。李鴻章命袁大化把觀音山金礦每年向國家上繳的利潤和它並不妨礙牧場的情況詳細彙報,由自己轉奏朝廷,讓戶部、總理衙門裁定,同時在朝中廣為宣傳觀音山金礦不僅利潤可觀,而且對岸就是俄國城鎮,該礦既保證了中國的財源,又防止了俄人偷挖金子,是一舉兩得之事云云。戶部和總理衙門最終給了袁大化滿意的答複,漠河金礦得以平穩發展並在原有基礎上繼續擴大。1893年,投資金礦的商人每一股就可分到二十兩銀子的股息,從而產生了不少暴發戶。


李鴻章對漠河金礦取得的成就很滿意,他上奏朝廷,要求對前後兩個總辦、也是金礦的功臣李金鏞和袁大化給予追恤和獎勵。他把漠河金礦贏利以外的好處歸結為:自開辦以來,招回了流落到俄國的流民數千人,穩定了邊疆的生產生活秩序;開礦以前,由于漠河地處邊遠,人口稀少,俄國人經常覬覦這塊寶地,自開礦以後,從奇干河到愛琿,黑龍江沿江二千余里員工兵丁往來不絕,使得偏僻的地方驟然繁華起來,斷絕了俄國的覬覦。


然而,清廷反複向漠河金礦勒索敲詐,一會兒要求捐助軍餉,一會兒又要錢賑濟災民,光是報銷費一項就累計達八十五萬兩之多。沒有一個企業能夠經得起這樣的折騰,漠河金礦開始走向衰落。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使中國和李鴻章一蹶不振,洋務事業也隨之走入低谷。1898年之後,失去了李鴻章庇護的漠河金礦事事不順,迅速衰敗,每年的黃金產量只有幾千兩,這個數字連應付清廷的勒索都不夠,更不要說維持自身的發展了。


1900年,垂涎已久的沙俄趁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清廷無暇北顧之機搶占了漠河金礦,直到六年後經多方交涉才勉強歸還。這時的漠河金礦已遭到無法修複的重創,像折斷了翅膀的鳥兒,再也無法起飛了。


在興辦新式礦業方面,李鴻章可以說有成功也有失敗,有甜蜜也有苦澀。他辦礦的初衷,一是為了“自強”,二是與洋人“爭利”,從這一點看,李鴻章是成功的,起碼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上述目的。除此之外,新式礦業的開辦在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方面為19世紀的沉悶中國帶進了一股新鮮空氣。但李鴻章無力改變整個中國和他自己的命運。洋務失敗了,李鴻章,肩負著是非功過,也最終走下了曆史的舞台。